第一节 解放台湾抗美援朝民主改革
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新中国建立初期，我国各族人民的基本任务是彻底完成我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全部历史任务，恢复和发展遭受长期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为建设社会主义准备必要的条件。为此，1950年至1952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一系列伟大革命斗争，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台盟积极投身其中，为推进革命斗争的顺利开展做出贡献，并在斗争的实践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
解放台湾的准备工作
1949年全国除台湾外大部分解放。为此，中共中央决定一定要解放台湾，责成华东党政军做好解放台湾的准备工作。为配合解放台湾工作，台盟大力对台湾进行宣传号召，组织稿件，通过华东人民广播电台对台湾广播，鼓励和组织生活在祖国大陆的台胞参加学习，提高认识，为解放台湾做贡献；积极介绍台湾青年到华北军大台湾队和华东第九兵团台湾干部训练团参军学习，为解放台湾准备干部条件。1950年2月，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3周年时，台盟在北京、上海、广东隆重举行了纪念大会。在北京的纪念大会上，朱德总司令到会进话，发出了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号召，各民主党派主席李济深、沈均儒、黄炎培、许德珩和郭沫若也在会上讲了话，各界人士600多人出席大会。在上海的纪念大会上，华东党政军负责人饶漱石、刘晓、宋时伦、郭化若等和台盟的谢雪红、李伟光、李纯青出席并讲了话，表达了各界人士解放台湾的坚定决心。
抗美援朝运动
抗美援朝是新中国成立后，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一场反帝爱国运动。1950年6月，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同时派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阻挡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入侵朝鲜北方，直逼我东北地区，严重威胁着我国的和平与安全。9月30日周恩来总理代表我国政府庄严表示：“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意侵略而置之不理。”台盟和全国人民一起，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表示极大愤慨，坚决拥护周恩来总理的严正声明。10月，毛泽东主席提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周恩来总理和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代表中共中央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进行座谈，征求意见，台盟驻京办事处主任林铿生代表台盟出席，表示坚决拥护中共中央的决策。11月4日，中国共产党和民革、民盟、台盟等十个党派、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名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联合宣言》，严正宣布：中国各党派誓以全力拥护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拥护全国人民在志愿基础上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
台盟总部和各地组织都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动员盟员和所联系的台胞，把解放台湾的热情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联系起来，以实际行动响应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关于在全国开展订立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革命军人的三大爱国号召。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台胞都积极参加了捐献飞机大炮的活动。李伟光拍卖了一部汽车捐献，起了带头作用。有许多盟员和生活在祖国大陆的台胞参加志愿军出国作战。在作战中，盟员丁光辉荣立中国人民志愿军三等功，林东海、王宏荣立四等功，盟员、解放军医学科学院研究员谢知母参加美帝细菌战罪行调查团，立了大功，荣获朝鲜二级国旗勋章。台盟盟员和所联系的台胞在抗美援朝运动中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情和政治觉悟。
民主改革运动
土地改革运动是一场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运动，也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1950年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土地改革法》，之后，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台盟拥护这一运动，组织学习和宣传土改政策，发动干部和盟员直接参加或实地参观土改运动，使盟员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国民党败逃台湾时，遗留在大陆的一批反革命分子以及土匪、黑社会势力，特别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猖狂进行各种破坏活动。中国共产党于1950年10月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这场运动是巩因新政权的伟大斗争。台盟积极响应，动员盟员投身镇反运动。通过镇反运动，广大盟员提高了政治觉悟，台盟也纯洁了组织。
《共同纲领》规定：保护私营工商业的合法经营和适当发展。但是资本家中的不法分子以向国家干部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等违法手段谋取暴利，严重破坏国家经济的正常发展。为此，1951年11月，中共中央毅然决定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一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台盟积极响应，要求全体盟员通过学习，进行一次彻底的思想和工作检查。1952年1月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一场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台盟积极响应，要求盟员发动群众进行自查和检举揭发。广大盟员通过斗争实践，看到了不法资本家危害国家人民的罪恶事实，受到了深刻教育。
新中国成立后，民主党派的性质和地位有了根本变化。这就要求党派成员在思想上也需要有个根本转变，需要进行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以改变旧观念，跟上新形势。为此，1950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决定推动和帮助各党派进行学习改造。台盟十分重视这一学习改造运动，要求各地盟组织，广泛开展思想改造和学习活动。全盟组织结合当时的土改、抗美援朝、镇反、“三反”、“五反”运动，多次召开会议，座谈学习《共同纲领》、毛泽东思想和时事政治的体会。广大盟员普遍提高了政治思想觉悟和参加国家建设的积极性。
在这一时期，台盟除推动盟员参加各项政治运动外，还积极鼓励大家做好本职工作，为恢复国民经济出力。广大盟员把本职工作同整个革命事业联系起来，努力工作，在各个行业中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第二节 组织整顿和调整
由于解放初期，台盟建立组织比较匆忙，挑选骨干、发展工作不够慎重，造成了组织不纯问题。在“镇反”和“三反”、“五反”运动中，各级组织曾先后被揭出了一些反革命分子和严重违法分子。因而，有些支部如华北总支部的领导班子几乎瘫痪。为此，台盟总部决定进行必要的组织调整。1951年12月，由于林铿生犯走私罪被捕，总部任命林云兼华北总支部主委。1952年8月，总部决定对总部机关和华北、华南总支部领导班子进行调整，免去杨克煌的总部秘书长职务，任命徐萌山为总部代理秘书长，后为秘书长，任命陈炳基为华北总支部主委、白凤洋为副主委，林云专任台盟驻京办事处主任，任命林东海为华南总支部筹委会副主委。根据各项民主改革运动完成后的新形势和机关组织机构过于庞大的情况，1954年1月20日台盟总部做出《关于今后工作方针与紧缩机关的决定》，决定台盟今后继续进行政治号召工作，暂停组织发展，紧缩各级组织机构，加强学习，提高盟员政治觉悟，在各自岗位上做好业务工作。根据这个决定，台盟总部和各级组织都紧缩了机构，调出了许多干部到其他单位接受锻炼和培养。
为了加强台盟总部的领导力量，1954年6月，台盟总部理事会增选李纯青为台盟总部副主席，从此，李纯青副主席在北京代表台盟参加中共中央组织的各项政治活动，1955年2月，由于各大行政区撤消，台盟总部由上海迁到北京，和北京市支部(原华北总支部)合署办公。秘书长徐萌山请求调离台盟，被批准去学习。台盟总部到北京后，撤消下属各处，成立了一个办公室，由陈炳基兼任办公室主任。
第三节 过渡时期的稳步发展
经过三年的努力，我国的人民民主政权得到了加强和巩固，国民经济全面恢复并得到初步发展。中共中央于1953年6月及时地向全国人民提出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完成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总路线公布后，各地台盟及时组织机关干部和盟员进行学习，并在工作中贯彻执行。1954年，国家发行经济建设公债，广大盟员热烈响应，从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高度，踊跃认购公债，支援国家建设。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经过全国普选，台盟谢雪红、李纯青、田富达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并出席了这次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集中全国人民的根本意志和共同原望，制定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根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法律形式，确认了我国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历史道路，规定了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根本方针和具体步骤；大会并确定了新的国家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为第一届国家和政府的领导人。这是新中国人民民主政权建立后我国政权建设上的又一次重要会议。谢雪红代表在会上发言，表示拥护《宪法》，并指出这个宪法所反映的我国人民革命的成果，也包括台湾人民长期英勇斗争的部分，反映的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就是台湾人民的愿望。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结束了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由《共同纲领》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过渡状态，人民政协的性质、地位随之发生了变化。因此，同年12月，人民政协召开了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并制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定之后体现人民政协性质、地位、任务和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章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将继续发挥它的作用的规定，明确指出：人民政协作为团结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海外华侨和其他爱国人士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仍然需要存在。台盟王天强、田富达、李纯青、杨春松、简仁南、谢雪堂等当选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并出席了会议。李纯青被选为政协常委。
一届全国人大和二届政协一次会议的胜利召开，标志我国人民民主制度和国家领导体制已更加完备，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更加巩固和发展。
第四节 和平解放台湾方针
解放初期，国民党退据台湾，依仗美国扶植，敌视和对抗新中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为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反对外国势力干涉，捍卫国家领土的完整，提出了“一定要解放台湾”、统一中国的奋斗目标，积极进行舆论和军事准备。但因朝鲜战争爆发，我国全力进行抗美援朝斗争，不得不暂停解放台湾的准备工作。到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议签订，解放台湾问题再次提到日程上来。1954年8月22日，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共同发表《解放台湾联合宣言》。李纯青代表台盟在宣言上签了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专设对台湾广播部，调在华东广播电台工作的盟员苏新、蔡子民等到北京从事对台广播。这时，国际紧张局势已开始趋向缓和。1954年7月越南停战协定签订。同年4月至7月中美苏英法五大国和有关国家就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在日内瓦召开国际会议，并达成协议。7月27日，上海市各界人士二千多人集会，庆祝日内瓦会议达成协议。台盟代表李伟光在会上强调：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
面对国际形势的新变化，中共对台政策开始作了一些新的调整。首先，在外交上，1955年4月在万隆召开的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亚非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在会上提出：中国政府愿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同年8月中美两国开始大使级会谈。其次，在亚非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关于国共举行谈判以和平方式解放台湾问题的倡议。周恩来总理在1955年5月30日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1956年4月，毛主席又提出：“和为贵”、“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等政策主张。台盟配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组织盟员和台籍人士写稿，向台湾广播，强调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符合当时海峡两岸现实，合情合理，符合台湾人民的利益。
1956年春节，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并宴请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在接见台盟的负责人时，周总理询及在大陆高山族同胞的情况，并指示要使他们有学习的机会。据此，台盟田富达致信中共中央建议有关部门选送一批高山族干部到中央民族学院进修。5月间由邓小平主席批示，于1957年9月在中央民族学院中南分院政治系内专设“高山族研究班”，培养了36位高山族的第一批大专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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