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共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扩大化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建成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年4月25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论述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针，提出了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确认进入社会主义之后，中国不搞苏联那样的一党制，明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继续存在。5月2日毛主席召开最高国务会议，报告了十大关系的内容。台盟和其他民主党派负责人参加了这次会议。台盟在讨论这个方针时，提出台湾解放后，“长期共存”方针是否还适用于台盟的疑问。对此，毛主席批示：“长期共存，台盟不例外”。这一批示，明确了台盟的发展前途，给台盟以很大鼓舞。为了决定新形势下台盟的方针任务，1957年3月台盟总部召开各地台盟负责人工作会议，北京市陈炳基、上海市谢雪堂、福建省王天强、广州市林东海、旅大市沈扶、武汉市曾重郎出席了会议。会议在谢雪红参加下，由李纯青主持，研究台盟工作问题，5月形成了《台盟总部对今后工作的一些决定》。《决定》指出：“应该肯定过去方针是正确的，整理内部是有成绩的，根据新的政治情况，今后应该采取积极方针，开展工作，适当地发展组织。目前台盟的任务是：加强对散居在大陆上的台湾省籍中上层人士进行工作，在解放台湾斗争中积极进行宣传工作。”
1957年6月，台盟福建省支部筹委会成立，王天强任主任委员。
1956年9月，中共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以《论十大关系》为中心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会后，开始探索如何调整若干方面的关系和准备整风，处理日渐突出的各种人民内部矛盾。这时，国际上东欧的波匈事件不能不在我国发生影响，国内社会改造的急促和变化的深刻，加上经济建设中未能完全克服冒进，使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出现某些紧张。于是，1957年2月，毛泽东主席在有1800多人出席的扩大的最高国务会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引起了热烈反响。同年4月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在全党进行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整风运动。整风指示发布后，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和大专院校、科学研究机构、文化艺术单位的党组织纷纷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和小组会，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欢迎大家“鸣”，“放”。从5月8日到6月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先后召开了13次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座谈会。党内外的广大干部和群众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以及党政干部的思想作风提出了大量的批评和建议。党衷心欢迎广大党外人士和党员群众的善意的批评和建议。
但是，在整风过程中，出现了复杂的情况。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进攻。大鸣、大放、大辩论在大专院校和党政机关中迅速蔓延，出现了全国性的政治紧张空气和不稳定状态。于是，党中央于6月8日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进攻的党内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一场全国规模的群众性的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派运动猛烈地开展起来。由于当时党对阶级斗争和右派进攻作了形势严重的估计，对斗争的猛烈发展没有谨慎地掌握，结果使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了。在反右派斗争中，民主党派遭到了不公正的打击，被戴上了资产阶级政党的帽子，一大批知识分子、爱国民主人士和党的干部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在大形势的驱动下，台盟也开展了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1957年8月10日台盟总部作出“在盟内进行整风的决定”，成立整风领导小组，由李纯青负责，徐萌山(1957年7月重新担任秘书长)、陈炳基为成员，在台盟全面开展了反右斗争。谢雪红因有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受到批判，被划为右派分子。1958年1月14日到25日，台盟总部在北京召开全盟盟员代表会议，决定撤销谢雪红的台盟主席职务，保留总部理事职务。会议号召各地组织和盟员充分重视整风工作，在中共中央领导下使台盟真正成为为社会主义和解放台湾服务的政治力量。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台盟总部和台盟北京市机关干部通过《自我改造决心书》，要争取“在二年内使盟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3月4日，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协商通过了《各民主党派关于在各民主党派内部进一步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提出了“加速改造”，“向党交心”等口号。3月16日台盟总部和北京市盟员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社会主义自我改造促进大会”，通过了“自我改造公约”。各地方组织也纷纷举行了类似活动。这表明整风运动、思想改造出现了不正常现象。1958年9月李纯青被揭发有所谓“政治错误”而受到批判，被撤销了台盟副主席职务、保留理事职务，并被撤销政协委员和常委职务，后于1964年重新担任全国政协委员职务。
同其他民主党派一样，台盟在整风反右斗争中遭到了沉重的伤害和打击，各项工作受到了严重的挫折。但广大盟员依然坚决相信中国共产党，相信社会主义道路，按照党所指出的方向前进。
第二节 贯彻服务与改造相结合的方针
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同年7月，中共中央召开第10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确定在今后一段时间里要领导知识分子和各民主党派成员到实践中去，同全国人民一道，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参加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工作和劳动的实践中，调动和发挥他们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作用，检验他们的整风成果；同时要求他们在实践中按照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的6条政治标准，继续进行自我改造，使社会主义改造和为社会主义服务密切结合，相互促进。这一方针表明共产党结束党外整风的决心。它对调动各民主党派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1958年4月17日，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三届全国政协一次会议在北京分别召开。参加人大的台盟盟员有田富达、谢雪堂。台盟推荐的全国政协委员名额从6人增为8人，即王天强、田富达、丘琳、苏子蘅、陈文彬、陈文、杨春松、徐萌山。5月3日至5日，台盟总部召开全盟工作会议，总部理事、各地盟组织负责人和在京全国政协委员中的盟员参加了会议。会议由总部秘书长徐萌山主持。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的方针，提出：台盟今后的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引导和帮助成员及所联系的群众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做好岗位工作，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同时要进行思想改造，把服务与改造结合起来”，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贡献。因总部理事会不健全，召开全盟代表大会的条件不成熟，所以利用政协和人大开会的时机，请与会的盟员代表和委员来开会，讨论台盟工作，决定今后的方针任务，实际上起了总部理事会的作用。以后几年，每年都召开这种会议。
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共产党又开展了“反右倾”运动，但对待党外人士和民主党派则采取了十分慎重稳妥的做法。9月15日毛主席在同民主党派负责人(台盟由徐萌山参加)举行座谈时明确宣布：在非共产党人士中不开展“反右倾”运动，他还说，“知识分子大有进步，民主党派大有进步，工商界也大有进步。”毛主席的这次讲话，解除了民主党派成员的思想顾虑，使他们受到鼓舞。两天后，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毛主席的建议作出决定：在庆祝建国十周年的时候，摘掉一批确实改造好的“右派分子”的帽子。这一年年底，台盟成员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首批被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到1964年底大部分摘掉了帽子。
1960年中共中央为了调整关系，推动各民主党派召开“神仙会”，发扬民主，以和风细雨的方式创造宽松的气氛，鼓励民主党派成员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右派解决问题(即“三自”)，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即“三不”)，对自己成员和所联系的人士做了大量思想工作，帮肋他们认清形势，增强信心，提高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台盟各地组织也召开了“神仙会”，敞开思想，畅所欲言，在自由辩论中互相启发，互相学习，通过小组讨论会、谈心会、游园活动、经验交流会、报告会以及大会发言等形式，取得了很大收获。
1962年中共中央进一步采取措施，调整了与知识分子的关系。3月，周恩来总理在广州的一次会上，毅然从实质上恢复1956年中共对知识分子阶级状况的基本估计，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陈毅副总理更在会上宣布：给知识分子“脱帽”(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冕”(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随后，周总理在当年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宣布了这一科学论断，重申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
这时，情况又起了些变化。1962年9月，毛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导致了党内“左”倾错误的再度发展和泛滥。在统战工作上，否定了前阶段所做的调整与民主党派、知识分子紧张关系的大量工作，处处强调要发阶级斗争为纲。根据这一精神，全国政协常委会率先作出了在全国政协委员、民主党派中央委员中进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简称“三个主义”)教育的决定。台盟在1963年1月召开了全盟工作会议，决定推动成员加强学习，努力提高“三个主义”的思想觉悟，积极参加全民增产节约运动，在反帝反修，解放台湾的斗争中贡献自己的力量。由于受到“左”的思想的影响，“三个主义”教育也出现了不好的负面效应，如对所谓的“三和一少”(对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要和，对民族解放运动支持要少)、“三自一包”(多留自留地、多搞自负盈亏企业、多搞自由市场，包产到户)等进行了不恰当的批判，一切从阶级斗争的高度出发，展开了过火的政治批判等不良后果。不过，因“三个主义”教育也采取了“神仙会”形式进行，对广大成员敞开思想，正确认识形势，调动积极性，鼓舞斗志是有帮助的。中共贯彻“服务与改造”相结合方针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保持了国内安定团结，为战胜1959年到1962年的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困难，奠定了可靠的政治思想基础。广大台盟盟员与中共同心同德共度难关，使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得到很好的贯彻。
台盟作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的一员，积极参加了国家政治生活，参与了国家大事的政治协商，维护和代表台盟成员和所联系的台胞的利益，表现了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台盟负责人多次出席了毛主席和刘少奇主席召集的最高国务会议，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人一起共商国是，积极提出意见和建议。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台盟成员，除出席每年的例会外，还积极参加人大和政协组织的各种学习、参观、视察、调研及“双周座谈”等活动，认真提出意见建议，供政府及有关方面参考。如三年困难时期，政府决定，精简职工下放农村时，台盟提出在大陆台籍职工不宜下放农村的建议，得到采纳。1959年3月台盟发言人就西藏判乱事件发表谈话，坚决拥护国务院为平息西藏判乱所采取的一切措施。同年9月台盟总部发表声明，坚决拥护我国政府处理中印边界问题的严正立场和方式。建国十周年时徐萌山代表台盟发表了纪念文章“翻天覆地的十年”在《人民日报》等报登载。1960年4月9日出席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的台盟成员作了《台湾一定要回到祖国的怀抱》的联合发言，在北京各大报纸登载。在1961年6月30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40周年大会上，台盟和其他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联合向毛主席递交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40周年”的献词。
台盟向第二、三、四届全国民主青年代表大会先后推荐了台湾青年徐萌山、吴克泰、邱正义、吕从周、李丙盛、翁肇祺、李玲虹、郑鸿溪出席大会，吕从周、郑鸿溪当选为全国执行委员；向第二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推荐了延安时期干部黎舒林(沈扶夫人)出席大会，黎舒林当选为妇联执行委员。在“服务与改造”相结合的方针引导下，广大盟员坚持自我教育，提高觉悟，努力做好各自岗位的工作，努力为国家多做贡献。涌现出不少先进人物，其中有一些是全国和省市的先进工作者，如上海的抗菌素专家许文思参加全国群英会，南京无线电厂总工程师蔡海金在全国电子系统中受到表扬。
第三节 反对美国分裂阴谋
争取和平解放台湾
亚非会议之后，美国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被迫同意从1955年8月开始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使海峡紧张局势缓和下来。但是美国在国际上一直推行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企图迫使台湾当局放弃金马地区，制造台湾与大陆“划峡而治”的阴谋。为了反对美国分裂阴谋，同时打击台湾当局对大陆的骚扰活动，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58年8月23日对金门进行炮击。这时，美国要求台湾方面从沿海岛屿撤军，但遭到蒋介石的拒绝。为了挫败美国的阴谋，中共从民族的最高利益出发，采取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当9月底10月初美蒋斗争达到白热化时，10月6日毛主席起草，以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名义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在重新建议与台湾当局进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同时，宣布即日起暂停炮击金门一周，以便使台澎金马军民自由地输送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从10月13日起再停止炮击二周，尔后又规定仅单日打炮、双日停止，使蒋军装备得以及时补充，国民党军队始终未从金马撤出。这一时期中共解决台湾问题的着眼点是反对外国势力的干预和分裂活动，努力把台湾问题作为我国内政问题以和平方式解决。
台盟拥护中共反对美国分裂阴谋，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政策。台盟各级组织每年都举行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纪念集会，表示坚决反对美国侵略和制造“两个中国”、“台湾独立”的阴谋，号召台湾人民为统一祖国事业贡献力量。1960年6月18日台盟与其他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集会，谴责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台湾之行。1960年和1965年6月27日，美国侵占台湾10周年和15周年的时候，台盟各级组织纷纷集会，谴责美国妄图长期霸占我国台湾的阴谋。这一时期，台盟总部成立了“对台宣传写稿小组”，邀请台籍著名人士谢南光、苏子蘅、陈文彬、苏新等人参加，经常组织台胞向台湾介绍大陆台胞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在春节和中秋节时组织联欢会实况录音向台湾广播，对台湾人民表示关怀，声援台湾人民反帝受国民主斗争，发挥了台盟的特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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