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子心 海峡情： 我的姥姥姥爷》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台湾光复80周年。我的姥姥姥爷是那段历史的亲历者，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的故事。

我姥爷叫蔡啸，出生于台湾省台南市一个穷苦渔民家庭，本姓苏。迫于生计，父母忍痛将他卖给蔡家。悲惨的童年遭遇、被迫接受的奴化教育、台湾同胞的“二等公民”地位使姥爷陷入思索，他慢慢懂得，这一切的不幸是因为祖国正遭受苦难。离开台湾，寻求独立自由的出路成了他坚定的信念。1934年，年仅15岁的他只身一人来到祖国大陆，1937年在福建龙岩参加中共闽西南红军第二游击支队，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对于自己的人生抉择，姥爷是这样说的：“我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残酷统治下，受过日本奴化教育，过着城市里的无饥饿的中等生活，在这环境我本来可以很自然而应该习惯于‘顺民生活’成为一个‘奉公守法’的国民，恰好环境给予我的教育存在着相反的一方面，从小在家养成了反抗的个性，这才成为后来知道了我的家庭和亲生父母之后，才敢公开反抗蔡家、不满现实社会、坚决不顾一切遭遇离开台湾的原因。在流浪的生活中我全部过程都在厦门，厦门在当时的情况是污浊的，一部分不明大义、不知廉耻的台湾人是依靠日本领事馆为虎作伥，这就和我的行动发生基本矛盾，所以我不会走进那条路上去为非作乱，这更不是我单纯的、幼稚的青年敢于做出来的。我愿意忍耐着，依靠着自己的劳动生活而绝不走向任何邪路。我也不敢走‘中央军队’这条路，我当初可以走的可是走不通了，只有在接触廖青这样的人以后，我才知道中国还有一个军队和一个政府这才走进了真正的道路，我是从生活实践中走进革命的。”

在闽西红军第二游击支队，他任政治部宣传科干部、文书、宣传员，参加了反逃亡斗争会、向江南敌后急行军等一系列革命活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中，他第一次感受到了同志间的团结友谊和革命大家庭的温暖。紧张的部队生活，逐渐让他感到自己“在政治上先天不足，革命道理懂得不多，文化水平不够”。

1938年底，他来到皖南云岭，成为新四军教导总队第三队的学员，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新四军教导总队是一所培养抗日军政人才的学校，是新四军的“最高学府”。姥爷经过在这里的学习，“在政治上、军事上、文化上、工作能力上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为后来成为一名出色的军事指导员奠定了基础。

1940年秋，他受组织委派从皖南来到茅山工作，任镇江、句容、金坛、丹阳四县抗敌总会独立营第二连连长。他到茅山时，苏南新四军主力已北渡长江，前往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茅山地区仅有新四军新二支队等少量主力部队坚持斗争。独立营作为地方武装的骨干力量，既要保卫总会机关，又要协同主力作战，任务十分繁重。姥爷很快适应了新的战斗环境，带领第二连转战于茅山地区，圆满完成了上级下达的各项任务。

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顽固派重兵进逼苏南新四军，日伪军借机对茅山抗日根据地发动大“扫荡”。茅山形势空前严峻。新四军新二支队主力已在皖南事变前转移，留守茅山的新三团和独立营在反“扫荡”中战斗频繁，两个月内作战达50余次，部队无休整机会，大量减员得不到补充。

面对这种形势，特委决定改变武装斗争方式，解散独立营，把排以上军事干部集中起来，组成17人便衣短枪队，委任姥爷为队长。短枪队主要在句容活动，有时也到镇江、丹阳、金坛一带执行任务，不失时机地打击敌人，用行动表明新四军坚持武装斗争的决心。4月，姥爷率短枪队乘东荆塘据点的日伪军外出“扫荡”之机，混入镇内，当日伪军归来毫无戒备之际，予以突然袭击，取得了皖南事变后茅山抗日武装首次主动袭击敌人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士气。

在《茅山斗争半载》手稿中，姥爷回顾了这段困难重重、紧张艰险的斗争岁月：任务是艰巨而严重的。短枪队活动初期，困难重重，日伪实行三五里一个碉堡、封锁沟墙，村村连坐等反动措施。加之皖南事变的噩耗传来，人民群众不敢接触我们……只好经常分散露宿于稻草堆里……忍饥挨饿去行军、战斗……经过半年左右的斗争，终于配合主力部队拔掉了几个据点，打了几个胜仗，基本完成了短枪队的历史任务。

1941年6月，姥爷奉命调回新四军第六军十八旅。在十八旅的征战旅程中，他认识了无锡姑娘顾励，两人心心相印，结为革命伴侣。

姥姥于1940年参加新四军，是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后方医院的医务人员。多年后，曾经从后方医院重返前线的抗战老兵，仍然记得那里有一位爱唱歌的姑娘叫顾励。《江抗后方医院纪实》一文记录了姥姥为伤员唱抗战歌曲的细节：每当傍晚移营出发前，后方医院医护人员和能走的伤病员就集中在打谷场上，举行联欢会，做游戏，唱抗战歌曲，演活报剧。还有人唱京剧，顾励和姚琛她俩的歌喉圆润脆亮，最受伤员欢迎。

1941年3月，江抗后方医院改为新四军六师十八旅建制。三个月后，日军调集1.5万余人，对苏州、常熟、太仓抗日根据地进行“清乡”，寻歼新四军六师十八旅主力及党政机关。

1941年7月，姥姥被派往常熟唐市新四军休养所负责行政工作。当时该地区的新四军与日军和国民党经常有小型战斗。为了及时救治战斗中的伤员，所以临时建立了这个休养所。这个休养所处于战斗区，敌人经常下乡扫荡，并建立了封锁线，妄图阻止新四军的行动。由于敌人的封锁政策，切断了休养所与上级领导机关的联系，导致休养所处于孤军奋战的境地。不久，敌人开始“清乡”扫荡，目的是抓捕新四军伤病员，收缴后方医院的药品物资。休养所全体同志积极想办法应对。一方面将已痊愈的同志送返部队，同时将重伤员潜伏在老百姓家中。另外将医院的药品物资都埋藏起来。在与敌人周旋斗争半个月后，由于日本鬼子会在当地汉奸的带队下，到处搜索伤员和药品。休养所临时决定将全所人员分为三组，分别潜伏在各个村里。姥姥与一位谢姓同志、一位伙夫组成一组，姥姥是负责人，他们负责带上所里剩余的药品物资。为了不给老百姓添麻烦，他们经常在芦苇荡里栖身，几天也吃不上一顿饭。情况允许时，还要躲开敌人，给留下的重伤员治疗。就这样坚持了段时间，一日谢同志去联系上级，伙夫去镇上买菜，姥姥生病在驻地看守物资。结果伙夫在镇上被汉奸认出是新四军，被抓起来并严刑拷打。伙夫熬不住酷刑，将休养所驻地供出。汉奸立刻带日本鬼子前去搜捕。幸亏有一位乡亲看到伙夫被抓，飞奔回休养所，告诉姥姥赶快转移。姥姥带上药品物资刚离开，鬼子的队伍就到了，他们砸烂所有东西，但什么也没找到。姥姥这次能躲过一劫，全靠老百姓的帮助，此后一段时间，后方医院和休养所的人员都处于分散潜伏的状态。

与作战部队相比，没有武器保护的医务人员的反“清乡”斗争尤为艰难。在日伪残酷、血腥的“清乡”行动中，新四军医务人员为掩护、转移伤员付出了许多努力，并随时准备与敌人同归于尽。

抗战胜利后，姥爷所在部队整编为新四军一纵队。随后，按照党中央命令，一纵队转战山东战场。一纵队先后改编为山东野战军、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姥爷自述：1945年8月到1949年2月，在华野一纵队工作，任四团参谋长，纵队司令部作战科长，纵队教导团教育长，一七七团副团长。经过整风，思想上对蒋匪帮已经有了作战准备，在停战令下来以后，我认为是有一个分疆域而治的局面，经过我党的努力争取，群众在发展的阶段。蒋匪是否守信停战令，很不可靠。所以我没有幻想在那情况下的“和平”。敌人的行动证明了停战令被撕破了，大量地抢占人民胜利果实。上级命令一下，我思想很快就镇定了并且积极继续斗争。这一时期的工作，仍然是积极认真肯干，肯在战斗中锻炼，执行战斗任务坚决，民主作风较好，对上级是尊重的，同级间上下间也是团结的。

1946年6月6日，根据新四军兼山东军区的统一部署，第一纵队发起解放山东解放区内残余国民党军队占据的泰安、大汶口的战役。攻打泰安和大汶口战斗同时发起。攻打泰安的战斗两天完成，而攻打大汶口的战斗持续了27天也没有达成目标。姥爷认真反思，纠正轻敌思想并调整战术，最后指挥所部扭转战局，取得了胜利。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饮马长江，分别成立东、中、西三个突击集团，准备发起渡江战役。姥爷所在的第三野战军第二十军第五十九师第一七七团划归东突击集团，他和战友们随时准备履行“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光荣使命。4月20日渡江战役打响。21日晚，第二十军首长下达了渡江命令。担任左翼突破任务的第五十九师率先行动，姥爷所在的第一七七团作为先头团，抽出两个突击营担任全师先锋。突击营的指战员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奋勇前进，顺利登陆、占领并巩固了滩头阵地，为后续部队打开了渡江通道。第二十军其余各部也先后登陆成功。

在渡江战役中，姥爷作为第一七七团分管作战的团首长，除全程参与作战方案的制定外，还在战斗中身先士卒，冲锋在前，肩膀中弹负伤。弹片留在他的身体里，一直到去世都没有取出来。后来每当谈起这块弹片时，姥爷都表示自己不后悔，而且很自豪，因为这是自己为了建立新中国而做出的努力。

在三年解放战争中，他一直任职于主力部队，参加了莱芜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宁、沪、杭等著名战斗。从1937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他从闽西抗日联军的普通士兵成长为新四军的指挥员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高级将领，12年中，他是靠着恒心和意志力，从言不通、字不识，到可以指挥战斗，既体现了姥爷拳拳报国之心，也代表着广大台湾同胞对于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的热切期盼。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军委下令从全军抽调台湾省籍干部和战士，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九兵团成立台湾干部训练团，姥爷任团长，姥姥是医保股股长。台训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按照解放军一个团的编制组成的政治理论学习、政治训练的学校。后来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解放台湾的计划改变，1951年12月台训团的编制正式撤销。之后姥爷积极要求回到部队，任空军16师第一副师长兼参谋长。在空军工作二十多年,恪尽职守,任劳任怨,为人民空军的建设和发展,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1955年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并被授予上校军衔。1960年晋升为大校。1988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功勋荣誉奖章。

姥姥于1958年转业到地方，一直坚守在救死扶伤的医疗岗位上，用自身所学为医疗事业奋斗一生。1955年被授予军医大尉军衔，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

以上有关姥姥姥爷的回忆内容记录于《台籍革命伉俪》《台湾同胞抗日任务集（第三集）》《台盟口述历史集（二）》以及《蔡啸画册》，已经于近年陆续经盟中央整理发表。

我从小是在姥姥姥爷的照顾下长大的，与姥姥姥爷朝夕相处的时光，如同精心雕琢的刻刀，从多方面塑造了我的个人品质，他们的经历与教诲也如明灯，一直照耀着我的成长路。

他们让我懂得了真正的勇敢。儿时听姥姥讲她与姥爷的故事，让我明白，勇敢不仅仅是敢于正面争斗，也包括在面对不公时，能够坚守正义，用智慧与信念化解冲突。这种勇敢的品质，让我在成长过程中，面对学习压力、工作挑战时，始终保持不畏惧、不退缩的姿态，踏实做好自己的工作。

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深深扎根于我的内心。姥姥曾经给我讲过，她当年学医是没有条件努力创造条件。那时候没有现在的人体骨骼模型，为了能熟记各个骨头位置，她就自己去挖，然后一块块洗干净，按位置固定好，放在自己床上，每天睡觉时候摸一摸。后来无论是学业上的难题，还是生活中突如其来的挫折，我都能想起姥姥学医的难，这个故事总能带给我坚韧，不轻言放弃，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我是一名财政工作者，每天除了文山会海，还要面对大量具体的数字，加班加点是常态，细致耐心是基本要求，工作中充满了“既要、又要、也要、还要、更要”的压力和挑战。每每将一项政策有的放矢的落实，甚至将把一张上百行数据的表格数据核实准确，我都会感到满满的成就感，心里也感觉像是完成了姥姥姥爷交给的一项任务。

姥姥姥爷还培养了我强烈的责任感与家国情怀。2015年，姥姥收到了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从她抚摸勋章时庄重的神情，我感受到了沉甸甸的历史重量，也意识到个人与家国的紧密联系。整理祖辈口述历史、讲述先辈抗战经历，更让我主动承担起传承革命精神的责任，立志将个人的成长融入到为国家、为社会贡献力量的事业中，融入到祖国完全统一的大业中。

这些被祖辈塑造的个人品质，是我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将伴随我在人生道路上不断前行，激励我成为一个勇敢、坚韧且有担当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