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台盟中央宣传部即日起推出系列纪念文章，紧扣“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挖掘台盟先辈典型故事与优良传统，重温风雨同舟的同心记忆，传承廉洁奉公的清风正气，凝聚团结奋斗的实干力量。
李伟光是台盟总部第一届理事会理事，台盟华东总支部一、二届委员会主任委员，是深受广大台胞爱戴和敬仰的革命前辈。他用一生言行诠释了爱国爱乡、清正廉洁、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他的事迹真实可感、质朴厚重，为后人留下了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
信念坚定，敢于斗争
李伟光，原名李应章，1897年10月出生在台湾彰化县二林镇。幼年时，他常听祖母讲述日本侵占台湾的种种暴行，又常见父亲屡遭日本警察凌辱，从小就种下了反日爱国思想。1915年，台湾发生了噍吧哖事件（西来庵事件），这是日据时期台湾人民武装抗日事件中规模最大、牺牲人数最多的一次。李伟光在学校作文课上写了一篇短文《呜呼惨矣哉》，对噍吧哖事件的领导者余清芳等人表示同情，遭到了校长的训斥和罚站，差点被开除。
1916年，李伟光考上台北医科专门学校，在课余组织诗社，成立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秘密组织“弘道会”。1919年，祖国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学校，他深受鼓舞，开始认识到群众团结的力量和革命道理。在日本台湾“始政纪念日”当天，李伟光等几个同学和厦门来的学生在学校地下室举行“岛耻纪念日”集会，向祖国的国旗行礼，以表决心。1920年11月，李伟光等毕业生一改过去到日本做毕业“修学旅行”的惯例，组织观光团到当时的革命根据地广州旅行。他们经厦门、汕头、香港到广州，参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和孙中山大元帅府等，听当地中学校长兼军政府议员的介绍，受到很大鼓励。通过这次旅行，李伟光体会到祖国革命的伟大，并目睹了日本人到处耀武扬威，更加明确了革命道路。
从医科学校毕业后，李伟光在家乡彰化二林镇一边行医救人，一边进行启蒙宣传，启发群众的反日思想和民族斗争，因而时常受到日本警察的检查传讯。在二林从事文化启蒙运动中，李伟光接触到了农村的实际，对日本殖民者的剥削制度有了深刻了解。1925年，他领导当地农民建立了“二林蔗农组合”，成为近代台湾第一个农民组织。二林蔗农组合成立后，李伟光带领蔗农采取拒割进行抗争。为此，日本警察对蔗农进行了血腥镇压，逮捕了包括李伟光在内的90多人。这就是台湾农运史上著名的“二林蔗农事件”。李伟光以骚乱罪被判徒刑8个月，关在台中监狱打草鞋做苦役，被禁止与家人会面和通信，但这些摧毁不了他的反日意志，他在板凳下面写了一首诗：“朔风凛冽铁窗寒，短袖红衫一领单；幸得身如松与柏，凌霜傲雪不凋残。”
李伟光出狱后，家被火烧毁，父亲病故。他一面行医，一面仍继续参与政治活动。1930年10月，李伟光应邀出席台湾民众党的大会，在会上反对日本殖民当局要该党修改阶级斗争纲领，发表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激烈言论。日本警察认为他又开始活动，警告他不要发表言论。1931年初，同情李伟光的一名警察秘密告诉他：日警正准备逮捕他，要他设法尽快离开台湾。1932年，李伟光离开台湾来到祖国大陆，并于同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在大陆的抗日爱国之旅。在斗争环境最为艰险的时期，他多次身处险境，始终把组织安全与革命事业放在首位，危急关头果断销毁秘密文件，全力保护同志安全转移，用实际行动践行对信仰的忠诚。
无私奉献，一心为民
李伟光淡泊名利，从不计个人得失、不谋半点私利，用一生行动践行一心为民的赤子情怀。在家乡，他将家中祖宅改建成保安医院，悬壶济世，广受好评。为方便出诊为农民看病，他自行购买了一辆摩托车，风雨无阻，闻讯即往，常常减收甚至免收医药费。在厦门、上海行医期间，他开设的医院不仅是中共地下党的联络站，也是困难群众的救济站，对无力支付医药费的群众一律免费诊治，用仁心仁术赢得群众的广泛信赖与爱戴。
1937年日本侵略者蓄意制造七七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同年8月13日，日军又把战火烧到了上海。民族危难之际，李伟光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他团结台湾同胞成立台湾革命大同盟，在救亡日报发表宣言和纲领，搜集日军情况，掩护革命同志，为新四军秘密募捐药品、器械，为抗日战争作出了积极贡献。
抗战胜利后，在大陆各地的许多台湾同胞为了返回台湾而集中来到上海，他们生活无着、返乡无路，处境艰难。身为台湾省旅沪同乡会会长，李伟光挺身而出，把救济安置台胞作为头等大事。他多方奔走筹集善款，设法安置滞留台胞，协调船只组织遣送，解决了数千家庭的分离之苦。据李伟光儿子回忆：“因为衣食供养费用浩大，父亲把储蓄拿出应急外，向热心的上海台胞和台湾长官公署驻沪机关募捐，以维持开支。这些同胞中有病的就到我家医院免费治疗服药、住院。当时沪台间没有轮船通航，父亲多方设法联系，于1946年1月，经同乡会接洽美国轮船‘蓝美斯自由号’运送了第一批1800人回到台湾。”
1947年2月，二二八起义爆发后，李伟光积极声援台湾人民的斗争，秘密掩护起义脱险人员。这时期，陆续有台胞难民来同乡会住宿，他们大多是1946年底在台湾被国民党欺骗或强迫当兵，被送到山东进攻解放区的。当他们与解放军接触后，大部分都参加了解放军，一部分辗转上海要回台湾。这些台湾籍兵身上没有钱，饿一顿、饱一顿地像要饭一样。李伟光设法让同乡会的干部从救济署领取粮食，从宋庆龄的福利基金会领取衣类等救济物资接济他们，再从台湾轮船公司要半价或免费船票，送他们回台湾，前后达千人以上。
1949年5月，为坚持同乡会的掩护工作，李伟光决定坚守岗位，不离开上海，直至上海解放。8月，李伟光作为台盟5位正式代表北上参加新政协，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回上海后，他动情地对大家说：“这是我一生中最激动、最光荣的时刻。”新中国成立后，李伟光担任台盟华东总支部主委，并在上海市人民政府卫生局担任顾问。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李伟光积极动员上海盟员和所联系台胞，大力开展捐献武器运动。在此期间，李伟光主动拍卖了自己的私家汽车，所得款项全部捐出，用实际行动践行家国情怀。
克勤克俭，清正廉洁
李伟光一生简朴清廉，公私分明。他以行医为掩护，秘密开展地下革命工作，先后在厦门、上海等地开设医院，将医院打造成为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秘密联络站，长期承担掩护同志、传递情报、救治伤员、输送干部、接应台胞等重要任务。为了节约开支，他和家人过着简朴的生活。妻子埋怨他使一家人天天吃咸菜，他的女儿长大后才知道父亲那时已参加中国共产党，为了掩护从革命根据地来的同志，花费了很大财力、物力，确实很难照顾好家庭。平日里，全家衣食住行一切从简，粗茶淡饭、衣着朴素，从不追求享受，更不铺张浪费。有一次，外孙女手指被玻璃划破流血不止，他只用普通纱布简单包扎，不舍得使用当时较为贵重的碘酒纱布。这种近乎严苛的节俭，并非吝啬，而是他一以贯之的生活态度：对家人能省则省，对同志倾其所有。
上海解放后不久，家人在二楼楼梯下的小阁楼搬运煤球时，发现数箱价值不菲的药物。李伟光告知家人：“这是准备运送到解放区的，但形势发展很快，上海解放了！这些药物可以公开交给国家了”。1951年底至1952年10月,中共中央部署在党政机关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台盟总部机关着手清查台湾省旅沪同乡会账目，审查结果表明：李伟光经手管理的同乡会账目清晰、手续规范，每一笔收支都有据可查。同时也发现，为维持同乡会正常运转、帮助困难台胞，李伟光长期自掏腰包、垫付了大量资金。一笔笔清清楚楚的账目，见证了他清白做人、干净做事的坦荡胸怀。
李伟光对家人严格要求，不徇私情。女儿李玲虹在他的影响下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身为党小组组长的李伟光并没有因亲情关系轻易应允，而是语重心长地勉励她：“你还年轻，还不够入党标准，要在革命实践中多磨炼、多接受考验，真正成熟起来再向组织靠拢。”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与悉心培养下，李玲虹始终以更高标准要求自己。回忆这段往事时，李玲虹更多的是对父亲公私分明、不徇私情的敬重。
1954年10月1日，李伟光满怀喜悦地参加了上海市国庆五周年庆祝大会。回到家后，他万分激动，整夜兴奋，写下了一首诗：《歌颂一九五四年的国庆日》。其中写道：“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历尽了万苦千辛，经过了迂回曲折路程，自获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前进!前进！不断地前进！抛头颅，洒鲜血，换得来革命果实。”写完这首诗的第二天，李伟光突发脑溢血不幸逝世，享年57岁。这首诗，也成为他留给世人最后的绝笔。
李伟光一生走过了坎坷的革命道路，他早年在台湾从事反日农民运动，到大陆后始终不渝地跟着中国共产党，不辞艰险、不顾安危，为祖国，为台湾的解放奋斗到最后一刻。他的高尚品质和革命精神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