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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梦父亲的“芬芳誓言”
台盟网     日期: 2009-09-09      【字号      

2000年7月,台盟重庆市支部主委许由参加电影《芬芳誓言》开机仪式。


2008年10月,台盟重庆市委专职副主委许沛赴台探亲期间游览日月潭。

    2008年金秋,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当直航台湾的飞机降落至台北桃园机场时,我瞬间所有的激动都化作了眼泪夺眶而出。“只要心儿没有老,幸福的日子呀就要来到了••••••”此时此刻,电影《芬芳誓言》中的优美旋律在我脑海中不停地回荡。

    回到自己魂牵梦萦的台湾老家的那段日子,是我人生中最为幸福和最为难忘的美好时光。虽然我和在台南老家的亲人们都从未见过面,但亲人们对我的到来都显得既惊奇又激动,特别是我的几个堂姊妹拉住我的手不停地问这问那,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让我充分感受到血浓于水的人间亲情••••••

    “一定要回台湾老家看一看自己的亲人”

    我们家祖居台湾省台南县。父亲出生于1932年,自幼生长在一个具有爱国传统的书香门第之家。

    我的曾祖父许南英是晚清进士,也是台湾的著名诗人和爱国人士。1895年,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后,我的曾祖父曾统领兵丁扼守台南奋力抗击日寇入侵。在日寇占领台南城的前一天,他被迫离开了生身故土台湾,举家迁往大陆,并继续从事抗日斗争。

    受我曾祖父爱国传统思想的影响,我的祖父辈均投身于早期的爱国民主运动。我的祖父许敦谷虽是我国著名的美术教育家,但他为了实现报国之志,毅然投笔从戎,投身于国民革命军参加了北伐战争。我的四叔公许地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作家,他所撰写的现代著名散文《落花生》至今仍作为大陆和台湾岛内小学语文教材。

    我父亲从小耳濡目染,在先辈们的影响教育下,立誓要做一个满腔热情热爱祖国的人。自1955年从四川大学毕业后,我父亲便在西南农业大学执教50余个春秋,一直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加入台盟组织以来,他更是为我市台盟事业的不断发展进步呕心沥血。

    作为一名台胞,我父亲对家乡和家乡亲人的思念之情难以言表。早在九十年代初期,我父亲原本有一个随农业考察团赴家乡观光和探亲的机会,但由于种种原因终未能成行。

    2007年8月12日,是我们全家最为悲痛的一天。这一天,我父亲因病去世。在北碚区施家梁殡仪馆举行的告别仪式上,中共重庆市委、台盟中央和西南农业大学都高度赞扬了我父亲为推动多党合作事业和渝台两地交流做出的贡献,对他在工作中、生活中体现出的高尚人格和爱国情怀给予了高度评价。

    尽管我父亲在长期主持重庆台盟工作期间为两岸合作交流做了大量工作,也为很多相隔在两岸的亲人牵线搭桥、帮助他们相逢团圆办了很多实事,但自己始终未能回到家乡,未能见到自己的亲人,是父亲终身最大的遗憾。去世前,他多次在病榻上嘱托我,“一定要替我回到台湾的老家,看一看自己的亲人”。

    2008年9月,按照组织的安排,我参加了重庆市一个对台招商引资考察团赴台北、台南考察,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终于实现了父亲的夙愿。

    电影“芬芳誓言”倾注了父亲的真情实感

    2000年7月,由中国电影家协会和九重影视文化艺术中心联合出品的影片《芬芳誓言》在我市开机拍摄。我父亲应知名导演王晓棠之邀,出演了剧中的一个重要角色。

    《芬芳誓言》以纪实的手法讲述了一段海峡两岸一段刻骨铭心、凄婉动人的爱情故事:2000年夏秋之际,台商丁嘉尧带着儿子、媳妇和孙子返回阔别52年之久的家乡重庆,投资办厂,并苦苦寻觅他当年的未婚妻黄一兰和曾救他于危难的“小兵”。影片以小见大,表现出两岸同胞盼望祖国早日实现和平统一的真情实感。

    与许多电影不同,这是一部有强烈纪实风格的影片。导演王晓棠为力图追求影片的真实效果,做出了一个几乎令所有的人都吃惊的决定:用从未演过电影、不会演电影的人来演这个电影!她认为,唯有真实,才能准确地反映两岸同胞的这段辛酸史,才能引起他们的共鸣。

    考虑到我父亲的台胞身份,王晓棠安排我父亲在剧中担当帮忙寻找黄一兰和“小兵”的一名重庆台胞角色。正是因为受《芬芳誓言》巨大艺术感染力的电影脚本影响,我父亲虽然从未有过表演经历,但接到王晓棠导演的邀请后,他便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排演工作中,并且担任演员组组长,全力配合参与各项协调服务工作。

    在拍摄过程中,我父亲极为投入,就像他平时的工作一样,在剧中,他“同样”热情地请台联、台盟的朋友帮忙找“小兵”,并“发动”他的堂妹、许地山的小女儿许燕吉帮忙寻找黄一兰••••••

    当时正值重庆高温酷暑季节,火辣辣的烈日下参与拍摄的滋味可想而知。记得有一次我到拍摄现场看父亲时,只见他满头大汗,气喘吁吁。毕竟是年近古稀的老人,每次排演后,他都精疲力竭,甚至连上楼的力气都没有,好几次都是我和母亲搀扶着他走回家的。

   
    由于这部影片形象展现了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主题,真实反映了两岸同胞难以割舍的亲情、友情和乡情,影片在全国播映后受到极大反响,许多观众都被其真情实感所打动。2001年,该片赢得了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百花奖”最佳影片奖、“金鸡奖”最佳编剧奖等多项殊荣。

    那段日子是父亲感到兴奋和激动的日子,也是他充满忙碌和疲惫的日子。白天他全身心投入到拍摄中,可晚上回到家里,他还要伏案工作,忙他在西南农大的事,忙他在台盟支部的事,每天睡眠的时间只有四、五个钟头。电影拍摄结束后,他因过度劳累病倒了,从此以后,身体就一直没有好起来。但这部以爱国主义影片播出后收到的极大反响,特别是在广为传播两岸同胞密不可分的亲情友情方面所激起的强烈共鸣,却令他感到十分欣慰。

    愿为更多的两岸同胞架起沟通的桥梁

    从我父亲身上,我充分感受到他的爱国爱乡情怀和对事业的执着追求精神。他多次给我们谈到,“前辈们为我们做出了爱国的榜样,我们一定要继承他们的遗志,为祖国的繁荣发展贡献自己的一切”。他常用我四叔公许地山的“落花生精神”教育我们:“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只讲体面而对别人没有好处的人”。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由于党和政府的关怀和信任,我父亲除了在西南农业大学执教、担任台盟负责人之外,还先后被选为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重庆市第一届委员会常委,并担任过台盟中央委员、中华全国台联理事、重庆市台联会副会长等职务。同时,他还兼职参与了多项社会政治活动。虽然身兼数职,事务繁忙,但他人老志不老,无怨无悔,始终以满腔的工作热忱履行着他的爱国誓言。

    父亲后来在回忆中给我们谈到:“那时台盟人手少,经费缺,无办公用车,办公用房也几经搬迁,面临着很多的具体困难”。但他本着对台盟事业的无比挚爱之情,以忘我的敬业精神任劳任怨地做好每一项具体工作。

    让我记忆深刻的是,那时我们家住在北碚区西南农业大学校区内。为了事业,父亲经常披星戴月早出晚归。为了节约工作经费,他从不舍得乘坐出租车,早上出门时要从家里步行几十分钟赶到车站坐公交车,而且还要转上几趟车才能赶到位于主城区的台盟工作。由于他当时还在西南农业大学执教,往往是白天去参加台盟的工作,晚上还要回去给学生们补课、批改作业。有时为了赶写材料,他整个通宵都伏案工作不休息。家里人都劝他身体要紧,可他却回答我们:“工作更要紧”。

    针对台盟支部成员均是二、三代台胞、缺乏对台湾人民爱国主义传统的了解和做党派工作经验的实际,我父亲积极做好“传帮带”工作,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切身感受,不厌其烦地做好盟员的思想工作,对他们开展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多党合作的传统教育,引导他们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自觉接受和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为了发展新盟员,我父亲多次深入机关、学校、厂矿单位实地了解发展对象的基本情况,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在保证发展质量的前提下,盟员人数由最初的几人发展到后来的几十人,盟内一批后备干部也得到重用和提拔,他们中有的后来担任了台盟主委、副主委,有的被推荐为全国、四川省和市、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为加强与岛内民众的沟通交流,我父亲充分利用台盟盟员与台湾亲朋好友的直接关系,积极做好各项关心、联络、服务台胞和台商工作。十几年来,盟支部每年都要举行在渝台胞、台商座谈会、联谊会和台胞理论学习会,先后接待了来自岛内外的台胞及各界台胞团队100余人次,引进台资100多万美元。

    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我父亲这样写道:“回顾过去,我虽不曾有过惊人的创举,但同样有着事业的成就感和喜悦,如同一滴水归入大海后,感受到大海的伟大一样”。

    回顾我父亲几十年的奋斗历程,他是用自己毕生的精力实践了他满腔的爱国之情和报国之志,以自己的无私奉献精神架起了两岸同胞沟通交流的桥梁。

    在组织的关心重视下,继承我父亲的遗志,2007年,我也来到重庆台盟工作,目前是台盟重庆市委员会的专职副主委。回顾我父亲在台盟期间的工作经历,更加激发了我努力完成父亲未竞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面对机遇和挑战,我将时刻牢记先辈们的嘱托,时刻以我父亲为榜样,紧紧团结和带领全体盟员,艰苦创业,锐意进取,为渝台合作交流做出更多的贡献,不辜负先辈和我父亲的殷切希望重托。(作者为台盟重庆市委专职副主委许沛)